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京召开。会上公布了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成果。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地，也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主体年代距今约3600~3000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持续开展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一、发现三星堆城址大型水网以及东水门、东北水门

在对遗址东部仓包包小城及南部台地60万平方米范围进行的系统考古钻探中，除全面了解该范围堆积状况、遗存构成及分布情况之外，明确了南部台地的大型水网，确认了东水门、东北水门，使用年代上限均不晚于商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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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三星堆遗址首处玉石器作坊

遗址北部月亮湾台地真武宫地点和燕家院子地点共计发掘面积2292平方米，发现灰坑、灰沟、房址等各类遗迹562处，出土陶器、玉器、石器、铜器等5202件，以玉石器为主。

在真武宫地点发现集中分布的成堆存放的石料、坯料坑、废料堆积以及成品石斧坑等遗存，代表了玉石器生产加工的不同环节，确认属于一处玉石器作坊，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550~1250年，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该作坊呈西北—东南走向分布，延伸长度超过200米，宽度超过5米，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作坊内发现的玉石器种类丰富，包括玉人像、玉牙璋、玉有领璧、玉凿、玛瑙珠、绿松石珠、绿松石片、石人像、石圭、石璧、石琮、石璜、石斗笠状器、石蛇、石斧、石锛、石凿、砺石等20余种4000余件。玉石器原料包括板岩、砂岩、凝灰岩、闪石玉和蛇纹石玉等多种材质。其中，生产、生活工具主要采用硬度较高的砂岩、凝灰岩和流纹岩等，礼仪用具则采用质地细腻的闪石玉和蛇纹石玉，或是硬度较软的板岩、千枚岩和滑石岩，体现出在原料利用方面具有明显偏好。经微痕观察，石锛和砺石等工具类石器具有生产使用的痕迹。数量众多的石斧并未发现明显使用痕迹，表明石斧应是玉石器作坊生产的成品之一。

▲ 三星堆遗址出土玉人头像

▲ 三星堆遗址出土石人头像

三、新确认三星堆遗址大型人工土台及建筑基址

人工土台位于玉石器作坊南侧、燕家院子东南侧与月亮湾城墙之间，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其堆筑方式为“斜坡堆筑”，与月亮湾小城城墙基本一致。根据层位关系、包含物推测该土台使用年代上限不晚于商代中期。土台可分为三级，在表面确认1座复合式“木（竹）骨泥墙”建筑基址，方向为北偏东11°，平面呈长方形，发掘区内已确认部分南北长约17.2米，东西宽约12米，面积超200平方米，其中最大单体建筑的面积约92平方米。基槽内填充陶板状器，与袁家院祭祀区2020年至2021年发现的大型建筑相似。

四、出土器物的清理保护以及铜器铸造工艺和产地研究取得新进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16家单位实施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完成包括金面具、鸟形金饰在内的4062件祭祀区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

通过显微观察，发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器存在金属芯撑、十字形等多种形态铸孔、可能的浇口及浇道、“凸凹范”设计、预留工艺孔等铸造工艺，分铸铸接、芯骨设计等连接技术，以及管钻开孔、砣具刻槽开孔、表面磨鑢、纹饰填彩等铸后加工工艺。三星堆遗址铜器芯撑技术的使用是目前国内最早的实例。

通过对铜器残留泥芯的提取，经岩相观察、主量元素分析，确认尊、罍等源自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因素的容器与神树、面具等古蜀文化本地因素非容器的铸造泥芯的矿物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区别，表明两类器物来源不同，可能来自不同的铸造地。

五、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学术意义

1、真武宫玉石器作坊的发现对于认识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具有重要意义。 作坊区位于月亮湾小城东部，距离作为宫殿区的青关山台地仅300米，反映出手工业生产是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活动，受到当时高等级人群的严格管理。 工匠根据玉石器产品种类和功能的需要选择特定材质，凸显出高度的专业分工，是巴蜀地区社会复杂化的重要见证。

2、燕家院子土台及建筑基址的确认再次证明月亮湾小城是三星堆遗址的核心区域。土台规模宏大、土质纯净、结构鲜明、工艺考究，应该是彼时三星堆高等级人群活动的重要场所，对认识三星堆遗址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过程具有关键意义。

3、新出土文物充分反映了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与交流。玉人像体现了长江中游地区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石琮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同类器物基本一致，玉牙璋、石斗笠状器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牙璧常见于中原北方地区，铜耳环可能与北方草原地区文化有关，均进一步表明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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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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